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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主动放弃了上海户口,大家就这么散了?

2016-11-04 左流之 微观上海



近日,市民对上海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居转户”落户人员公示名单中的一名人员进行举报。按照规定,11月2日起,市人社局会同相关部门对举报情况开始复核。今天,当事人提出了“因个人原因,自愿撤销”落户申请的书面报告。鉴于当事人已不再申请落户,市人社局已终止相关复核程序。

先前报道:她有资格落户上海吗?疑似医闹女子欲落户上海,医务人员齐发声反对


 

一位看上去挺能干的优秀女性,某天做了点上不了台面的事,这件事当时没产生什么后果,但没想到有一天,这事被吃瓜群众注意到了,然后事情的走向就完全失控了……

 

我说的不是隔壁那位被闺蜜坑了的朴槿惠阿姨,也不是在总统路上磕磕绊绊的希拉里,而是这几天在本地媒体很火的缪姓女教师。

 

这位女教师本来位列10月24日上海市人保局网站公示的《上海居住证》人员申办常住户口名单中。但有网民指出,缪某曾有过“医闹”行为,去年大闹国妇婴,将一名医生打至骨折、尿失禁。



于是,不少上海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反对给予缪某户籍,其中包括新加坡籍、因“千人计划”而享受上海市民待遇的作家六六。她反对缪某“引进上海”的理由是,“一名教育工作者不能控制情绪……她纵然书教得再好,又如何育人呢?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过激行为得不到惩戒,社会就乱了。”


 

实际上,不能说缪某没有付出过代价。去年事发后,公安机关介入了调查,据称双方都是轻微伤,最后缪某赔了钱,学校向当事医生道了歉。法律上,这事已了,缪某也并未获罪。

 

按规定,像缪某这样持《上海居住证》的,转户籍必须满足5个条件:



1,持证期缴纳社保满7年;2,持证期间依法在本市缴纳所得税;3,持证期间必须遵守相关规定缴纳所得税;4:中级技能职称;5:无超生、处罚、犯罪记录。



另外有4项激励措施:



1,重大奖励或被聘高级技能职称;2,本市远郊地区等岗位满5年;3,连续3年缴纳2倍以上社保;4,投资纳税。


 

有没有“一票否决”的情形?有。这几个字出现在第三项“缴税”部分:欠税、漏税、避税、逃税等等。有些属于违章,可补缴,缴税凭证有效;有些属于违法,“一票否决”。

 

因此,从现有的规定看,缪某的行为不足以让其不获得户籍。

 

那么,如何看待舆论场的反对声呢?

 

就事论事,这更像是一次舆论审判。太多的人还来不及求证一下事实,便预先做好了“正确的判决”,并且给予一套道德自洽的理由,而不管它的逻辑是否自洽、是否有超出范畴、移花接木甚至概念偷换之嫌——这是想要的法治社会吗?

 

但如果并不就事论事,这又不只是一场舆论审判。

 

去年两会期间,我在央广参与过一次关于户籍改革问题的节目。节目组特地做的一个街头调查:在北上广三地,有超过70%的公众支持积分落户,而对于落户积分政策,“技术能力”为公众认可度最高的指标。但有意思的是,“因突出贡献而受表彰”和“做过义务献血”、“志愿活动”等,在三地总调查中排列第二,尤其在北京地区,这成为公众最看重的一点。

 

缪某这个事例,很好地注解了这个调查。

 

在既有历史和未来城市容量双重维度下的北上广户籍制度改革,基本遵循了市场经济的公平原则:作为一种稀缺资源,采取择优分配的取向。

 

这点从全球的人口政策看都是类似的,对“引进人才”的资格判断,主要就是从经济、技能贡献等功利主义的层面出发。甚至可以说,现代国家社会财富的初始分配、交换规则、收入再分配的方式甚至关于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的各种知识的传播及控制,背后都有这种逻辑的影响。

 

但缪某这件事以及上述街头调查,提醒我们,在普罗大众(不管有没有当地户籍)眼里,道德也有资源分配的功能。

 

——这里的道德不仅仅是“不违法”的概念。“受表彰”、“义务献血”、“志愿活动”,都代表了一种比较高的道德水准。

 

通俗一点讲,公众潜意识认为:当你要获得比一般人更高的回报,就应该是一个更好的人。

 

以缪某为例,她是典型的市场竞争的获胜者:曾参评优秀教师,业务能力应该不差,能够居转户,在纳税等经济要素上也满足了基本要求。但在道德上,她显然并不是“更好的人”。

 

若在前互联网时代,她私德上的瑕疵并不至于影响其参与市场竞争(居转户)的结果。但她偏偏生活在互联网时代。

 

有人感叹把这事翻出来的“考古派”:为何对一年多前的事念念不忘?其实,一年多的事记得有什么好奇怪的。前两天看到一篇文章说,从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目前的麻烦来看,如果要竞选总统,最好10岁开始就做个圣人,因为“人人都有麦克风”的社交媒体时代,你的错误不仅都被记着,还极易被放大,说不准哪天就会曝光形成舆论风暴。

 

若以理性的观念看,在资源分配的规则上,引入缺乏法律依据的泛道德主义标准是危险的——在计划经济时代,我们不是没有过深刻的教训。因而,公权力是否要介入女教师的“居转户”,确实需慎重考虑。

 

但另一个道理是,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自由竞争中获胜的精英们如果再用“赢者通吃”来理解自己获得资源的正当性,并继续用傲慢来对抗吃瓜群众“额外”的道德要求,至少在舆论场上会付出惨重的代价。

 

毕竟,“市场”从来不是一套能够独立于社会之外的制度。纯粹的利益得失之外,还有诉诸于复杂人性、随时要经受社交媒体检验的世道人心。

 

可“世道人心”,毕竟又要接受制度的约束。谁都不想再回到道德审判覆盖一切的时代,况且它也可能来得很随意。

 

这其中的平衡,确实是大时代的考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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